晚年孙犁的“转身”-天天观热点

一

晚年的孙犁先生不再写小说，只写散文随笔。虽然他创作过一组“芸斋小说”，但这里的小说，是散文春秋变体的一种写法。

这一明确、清醒的选择，与同时代的多数作家有明显的不同，大约只和同样以小说名世的巴金先生晚年的选择有些类似。作家对文体的选择，带有强烈的个性与时代性，孙犁先生的选择，与他经历动荡年代之后的思想、情感、心态、性格有关，与对转折年代世事朱紫变化、人生浮沉况味的深刻感受有关，与对文学发展古今新旧的审视、认知和把握有关。这是孙犁先生由小说创作转向散文随笔写作的三个成因。

(相关资料图)

孙犁先生的小说和散文随笔可称“并峙双峰”，在我看来，后者甚至比前者的成就更高，更值得重视和研究。正如他的自省所言：“我过去所写的小说中，也有坏人吧？现在看起来，都很概念。晚年对世事体会深了，偶一触及，便有入木凿石之感。”（《谈镜花水月》）对小说创作，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：“用的多是彩笔，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，春风吹拂之中。”（《关于〈山地回忆〉的回忆》）

关于“彩笔”，孙犁先生还写过一篇有意思的文章《朋友的彩笔》，这篇文章说的是朋友，更是文学。在结尾，他明确指出：“每一时代，有其风尚，人物言论随之。魏晋风度，存于《世说新语》。以后之作，多为模仿，失其精神，强作可人。此无他，非其时代，而强求其人，不可得也。”

在孙犁先生晚年的散文随笔中，弃彩笔而笔墨更趋斑驳，这是其自觉的追求。因此，作品的色彩更苍劲，语言更生动，思想含量更高，于今日的社会和文坛，更具针对性的价值与意义。2023年是孙犁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，重读他晚年的作品，梳理这一变化的轨迹，对重新认识、理解孙犁先生，不失为一条学习和探索的路径。

二

这里只谈孙犁先生的散文。

关于散文写作，孙犁先生有自己明确的主张和强大的定力，那便是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，特别强调“写小事”。在给姜德明的信中，他说：“最好多写人不经心的小事，避去人所共知的大事。”在给韩映山的信中，他说：“最好是多记些无关紧要的小事，从中表现他为人做事的个性来。”

所谓的“人不经心”和“无关紧要”，指小事的两个方面：“人不经心”，是被人们忽略的，即熟视无睹；“无关紧要”，是看似没有什么意义和意思的，即见而无感。

写小事需要注意什么，孙犁先生强调了两点：

第一，“短小是和精悍联系在一起的”。因此，小，要精悍，而不宜过细。在给谢大光的信中，他说：“散文如果描写过细，表露无余，虽便于读者领会，能畅作者之欲言，但一览之后，没有回味的余地，这在任何艺术，都不是善法。”在论及贾平凹的早期散文时，他提到散文写作的“细而不腻”和“低音淡色”，其中“细而不腻”的“腻”，就是指散文过细容易产生的弊端，即“糖吃多了不甜”。

第二，写小事，并非堕入琐碎的婆婆妈妈，一地鸡毛。在《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》中，他说：“是所见者大，而取材者微。微并非微不足道，而是具体而微的事物。”他还说过：“所见者大，所记者实，所论者正中要害。”将“微”“大”“实”“论”合为一体，才会是好散文。

孙犁先生散文中的小事，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。1947年，他写了一篇散文《相片》。战争年代，乡亲们找他给在前线打仗的亲人写信时带的纸，都是剪鞋样或糊窗户剩下来的，信封则是他们亲手折叠的。用这样的纸写信，并不好使，“可是她们看的非常珍贵，非叫我使这个写不可，觉得只有这样，才真正完全表达了她们的心意”。他特别提到一个远房嫂子带来一张日本鬼子占领时制作的“良民证”上的相片，相片一角留有敌人刺刀反射的“白光”。她要把这张相片随信寄给丈夫，为的是激励他勇敢战斗，赶走敌人。

特殊的信纸，带有刺刀“白光”的相片，这都是小事，即“取材者微”；但以此激励亲人在前方奋力杀敌，却“所见者大”，亦为“正中要害”的论。如果只说后者，要害倒是正中了，却成为空洞的口号；如果只说前者，容易成为流水账，所记均不“实”。

1992年，孙犁先生写了一篇散文《扁豆》，其中讲到1939年在阜平打游击时，暂住在神仙山山顶背面的一户人家。这家只有一个四十开外的男人，他种了肥大出奇的扁豆，每天天晚，他都做好玉面饼子，炒好扁豆，等孙犁回来吃。吃完，“我们俩吸烟闲话，听着外面呼啸的山风”。

文章至此戛然而止。那种战时的萍水相逢，读后令人感动，且有余味。同样是所谓的小事，却细而不腻，小事不小，“所见者大”；而且“大”得不空，扁豆和山风，是散文的背景，也是主角。

余味是孙犁先生散文写作时有意识的追求。他说好的散文“言近而旨远，充满弦外之音，真正达到一唱三叹的效果”，这也是对散文写作“小”而不小的一种理解吧。

三

1982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《孙犁散文选》，孙犁先生在自序中提出关于散文写作的三点意见：一是质胜于文，质就是内容和思想；二是要有真情，要写真象；三是文字、文章要自然。

这三点意见看似老生常谈，其实并非陈词滥调。孙犁先生指出：质、情、文字是支撑散文写作的“三脚架”，在一篇散文中，能真正有机融合，做到如上三点，并不易。

在自序中，孙犁先生说了这样一件事：“传说有一农民，在本土无以为生，乃远走他乡，在庙会集市上，操术士业以糊口。一日，他正在大庭广众之下，作态说法，忽见人群中，有他的一个本村老乡，他丢下摊子，就大惭逃走了。平心而论，这种人如果改行，从事写作，倒还是可以写点散文之类的东西的。因为，他虽一时失去真象，内心仍在保留着真情。”

这件事绵里藏针，颇含讥讽之刺，像一则寓言。可以看出，在孙犁先生所提的三点意见中，抒真情、写真象尤为重要。如今，化装矫饰的散文写作或虚构泛滥虚情假意，或胡披历史文化外衣，或自我膨胀缺乏节制，“残存着不少杂质”，就如孙犁先生讥讽的“农村酒招”一样，散发着华丽却破旧的虚泛与空洞。不知别人持何种态度，对我自己来说，是要警惕的。

四

对散文写作的现状，孙犁先生曾给予尖锐的批评。他先从中国散文的传统入手，明确指出：“中国散文写作的主要点，是避虚就实，情理兼备。”随后他又说：“当然也常常是虚实结合的。由实及虚，或因虚及实。”即便是“空灵的散文，也是因为它的内容实质，才得以存在”。他极强调散文写实的重要性。

言及中国古代散文，孙犁先生推崇欧阳修。在《欧阳修的散文》中，他说：“文章的真正工力，在于写实；写实的独到之处，在于层次明晰，合理展开；在于情景交融，人地相当；在于处处自然，不伤造作。”他还说：“古代散文，很少是悬空设想，随意出之的。当然，在某一文章中，作者可以因事立志，发挥自己的见解，但究竟有所依据，不尚空谈。因此，古代散文，多是有内容的，有时代形象和时代感觉的。”

基于此，他指陈如今散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：“近来我们的散文，多变成了‘散文诗’，或‘散文小说’。内容脱离社会实际，多作者主观幻想之言。”究其原因，这是缘于“对中国散文传统，无知或少知，偏离或远离。其主要表现为避实而就虚，所表现的情和理，都很浅薄，且多重复雷同。常常给人以虚假，恍惚，装腔作态的感觉。而这些弱点，正是散文创作的大敌大忌”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这样的“大敌大忌”，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。

孙犁先生晚年的散文，描写故乡、乡亲、乡情的占据相当的比重。他的《乡里旧闻》中有一篇《菜虎》，很短，可分为三部分：

第一部分，卖菜的农民菜虎手推一辆独木轮高脊手推车，因是木制的轮子，推车时发出吱扭吱扭的声响，悠扬悦耳。离家还有八里路，他的老伴坐在家里就听见菜虎推车的声音，便下炕做饭；菜虎到家，饭也就熟了。孙犁还加了一笔：“在黄昏炊烟四起的时候，人们一听到这声音，就说：‘菜虎回来了。’”

第二部分，孙犁七岁那年的七月，滹沱河决口，庄稼尽数被淹，菜虎的小女儿盼儿只好挖野菜充饥。其他小孩子不懂事，问她：“你爹叫菜虎，你们家还没有菜吃，还挖野菜？”听盼儿说“一家人都快饿死了”后，孩子们“一下子就感到确实饿极了，都一屁股坐在泥地上，不说话了”。

第三部分，菜虎一家入了教，把盼儿送进洋教堂，“立时换上了洋布衣裳，也不愁饿死了”。盼儿被带到天津，不知能不能回来；菜虎和他多病的老伴，还是死了。

最后，孙犁写道：“现在农村已经看不到菜虎用的那种小车，当然也就听不到它那种特有的悠扬悦耳的声音了。现在的手推车都换成了胶皮轱辘，推动起来，是没有多少声音的。”

如同一首简洁的奏鸣曲——三段式，外加一个简短的尾声。三段式是一喜、一悲、一更悲，最后，在胶皮轱辘手推车和独木轮手推车——有声和无声的对比中，文章戛然而止。

孙犁先生以自己的创作实践，针对散文写作的“大敌大忌”，脚踏实地践行着中国式散文的写作理念。

五

《书衣文录》是孙犁先生晚年散文随笔写作的别样范式，其中大多是随笔，但也有部分是散文笔法，完全可以当成散文来读。虽然只是涉笔成趣，却如新蔬出泥带露，别具风味。试举这样三则——

昨晚台上坐，闻树上鸟声甚美。起而觅之，仰望甚久。引来儿童，遂踊跃以弹弓射之。鸟不知远引，中两弹落地，伤头及腹，乃一虎皮鹦哥，甚可伤惜。此必人家所养逸出者，只嫌笼中天地小，不知外界有弹弓。（1975年6月13日题于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）

夜起，地板上有一黑甲虫，优游不去，灯下视之，忽有诗意。（1983年6月23日题于《文苑英华》）

二月四日下午，余午睡，有人留简夹门缝而去，亦聊斋之小狐也。是日晚七点三十五分，余读此书年谱，忽门响如有人推摇者，持眼镜出视，乃知为地震。（1975年2月4日题于《蒲松龄集》上）

前两则，一为台上观鸟，一为灯下看虫。观鸟，先觉其美，后见鸟被射伤而慨叹“不知外界有弹弓”，多有象外之意；看虫，孙犁先生说是“忽有诗意”，其实夜半看虫，虫与人均优游不去，更有衰年独处的落寞凉意，令人感喟。至于第三则，留简与小狐、门响与地震交织在一起，虚实叠加，有声有色，均在《聊斋志异》的氛围和情境中。如果不是在读《蒲松龄集》，何来这水乳交融的妙笔？

孙犁先生曾说：“散文之作，一触即发。真情实感，是构思不出来的。”一触即发是散文写作的最佳状态，可遇而不可求，这在别的文学创作中亦难得一见。我觉得这有点儿像诗歌里的即兴绝句。

这样的写作，在《书衣文录》中独见，乃秉承传统笔记写法一脉，却连带现实，不掉书袋、不泛滥抒情、不拖泥带水，可谓“书衣体”，是孙犁先生散文写作中独具风格的一种文体。

六

1988年，孙犁先生写了一篇散文《菜花》，说冬天储存的大白菜，放久了，菜头会鼓胀起来，菜花就是从菜头上冒出来的。这种菜花，群芳谱中不见，寻常人家常见。在结尾，孙犁先生由菜花引申，写了这样一段话：“人的一生，无疑是个大题目。有不少人，竭尽全力，想把它撰写成一篇宏伟的文章。我只能把它写成一篇小文章，一篇像案头菜花一样的散文。”这段话最能彰显孙犁先生散文写作的主张，也最能看出孙犁先生散文写作的风格。

孙犁先生写“像案头菜花一样的散文”的想法，在日后的散文写作中越发彰显，我以为源自这样两点：

第一，这是他对散文的基本理解与认知。他说过：“中国散文的特点，是组织要求严密，形体要求短小，思想要求集中。”

第二，这与他后来一再提出的“老年散文”的理念密切相关，像“老年人宜于写些散文”、散文“是一种老年人的文体”这样的论点，他不止一次说过。而且，他特别指出：“人越到晚年，他的文字越趋简朴，这不只与文学修养有关，也与把握现实、洞察世情有关。”

“像案头菜花一样”的小而简朴的散文，是孙犁先生晚年对这一文体的认识与把握，并且贯穿于他的写作实践之中。

1995年孙犁先生病重期间，写下最后一篇散文《记秀容》。《记秀容》只有千字，记述的也只是秀容从十七岁至六十四岁人生轨迹中的点滴小事，却将过去与今日、记忆及现实、思绪和感想缠绕在一起，余音不绝。与《菜花》一文相隔七年，他写得更简朴、更简洁、更简约，铅华洗却，花叶落尽，老树疏枝，清癯而气凝，飒然而声清，留给我们长久的感喟……

谨以此文纪念孙犁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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